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

我们对侯仁之先生的了解是非常肤浅 的,只是近年来从报刊和网络上看到许多关于侯仁之先生的一些介绍,我们对侯先生的仰慕虽由来已久,但始终未能走近先生。因侯仁之先生的祖籍是山东省恩县(1956年撤销,划归平原县),我们又感到有责任让先生的家乡人民对其有所了解和认识。所以我非常冒昧地将有关的材料综合于此。

2011年12月20日山东省《齐鲁晚报》在《深读·读人》版以《“抚慰内心”的侯仁之》为题,简要报道了侯先生的为人为学的光辉事迹。当时,山东平原县委书记马善军同志看到报道后,便指示有关人员了解侯先生原籍情况,并有意前往北京看望先生。我们通过北京大学的有关人士了解到,侯仁之先生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,祖籍是山东恩县,侯先生少年时曾经在德州博文中学(德州二中前身)读过书。而博文中学的前身是位于恩县庞庄教会崇德中学。山东恩县历史悠久,1956年被撤销,划归平原县,恩县县城所在地即现在的平原县恩城镇。原恩县的部分乡、村划归周边夏津、武城等县。据德州武城籍作家刘金忠先生的文章,说侯仁之先生的祖籍是庞庄,现在已属山东省武城县,而且刘金忠先生于去年和德州二中(其前身为博文中学)的领导前往北京探望在医院休养的侯先生。但侯先生祖籍属山东恩县是不会错的。我们平原历史文化研究会一行数人前往恩城镇,调查了解恩县古今的情况,原恩县的一些老人对恩县的历史历历在目,为我们研究古代恩县的历史提供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,其中也有崇德中学和后来迁往德州的博文中学的一些历史情况,在这些老人的眼里,博文中学曾经走出过像中国历史地理学家、中科院院士侯仁之、中国海洋大学校长、中科院院士管华诗,还有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项堃等。他们谈起这些历史来如数家珍,着实让我们感动。因为平原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的范围是平原古今,因此不限于现在平原县境内的范围。在我们着手研究侯仁之先生的情况时,2013年10月22日突然传来噩耗,享年102岁的侯仁之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。在沉痛悼念先生的时候,我们知道已经无法弥补没能走近先生的过失,因此,我们将2011年12月20日《齐鲁晚报》刊登的文章转载于此,以告慰侯仁之先生的在天之灵。

如果没有侯仁之等人的坚持,那么今天徜徉在北京莲花池边、卢沟桥畔的人们也许会问:快速前行的中国人啊,现在和将来,拿什么来抚慰我们的内心?

在侯仁之身体好的时候,女儿侯馥兴每天都会推着轮椅,陪他在北大校园散步。尽管天天变换路线,但未名湖是侯仁之必经之处。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地理学的侯仁之曾对女儿感慨:“多少时光过去了,它依然是这样。”

12月6日,祖籍山东恩县(现为平原县)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在北大学校医院里度过了自己的100岁生日。

没有外人打扰,也没有特别的祝寿仪式。连侯仁之任教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也跟往常一样安静。按照事先约定,北大校长周其凤代表师生为他送去了鲜花。

北大图书馆里,静悄悄地举办了一场关于侯仁之的展览,展出了他的照片、论文、书信等。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说,到图书馆借书的师生也许会停下来,看一看。

百岁生日就这么过去了,并不为多少人所知晓。如同侯仁之关注了一生的北京城老建筑和文化古迹,它们改变了多少,留下了多少,同样不为很多人知晓。

就像《尼罗河传》作者埃米尔·路德维希说的:为一个伟大人物写传记时,眼前仿佛看见了一条大河;为一条河流写传记时,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。

如今,在侯仁之许久没居住的北大燕南园61号的客厅里,挂着一幅莲花池风景照。照片中,绿水澄澹,川亭望远。

“一个人绝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过去,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,也绝对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起源。”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还清楚记得侯仁之这句话。

那是1993年,北京新门户——西客站最初选址,曾考虑利用莲花池,因为这里池水几近干枯,方便地下建筑,而且没有居民搬迁问题。

但侯仁之反复建议,强调“莲花池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”。最终,北京市政府把西客站主楼往东北移了100多米。

面对坐在面前的高级干部,侯仁之做了“从莲花池到后门桥”的报告,话并不好听,直言北京城名胜保护不足,“后门桥残破的情况我感觉是挺可悲的。”

这座后门桥,是北京城中轴线最初设计的起点。当时,两边石桥栏破损,水面用广告板挡起来了。“说句不好听的话,那是用来遮丑的东西。”

北京市政府后来采纳了侯仁之的建议,对莲花池进行环境治理,引什刹海水,恢复后门桥河道水上景观。

这座珍贵的古桥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保护不善,桥身遭到严重毁坏,石狮、栏板、望柱一半以上被震裂,桥墩条石有的已被腐蚀为蜂窝状……

侯仁之当即写出《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》一文,发表在1985年8月15日的《北京日报》上,表示“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,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”。

侯仁之把自己对北京城的爱称作“知之愈深,爱之弥坚”,并一度把这8个字,作为一本文集的原题。

据古建筑保护专家郑孝燮回忆,在1985年全国政协会议之前,他收到侯仁之的来信。侯仁之告诉他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了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,中国应该加入这个公约,希望与他联名在政协会议上提交一份相关提案。

在此之前,中国还没有注意过此事。侯仁之是在1984年赴美访问期间知道这一公约的,这给他触动很大。1985年的政协会议上,他联合阳含熙、罗哲文和郑孝燮3位委员共同签名提交提案。当年11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。1987年,我国有了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保护的项目。

这让人想起梁漱溟的一句话:人类面临三大问题,顺序错不得。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,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,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。

如果没有侯仁之等人的坚持,那么今天徜徉在北京的莲花池边、卢沟桥畔的人们也许会问:快速前行的中国人啊,现在和将来,拿什么来抚慰我们的内心?

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仍记得,那时,北大学生穿越燕南园去图书馆,常能看到这些衣着朴素、和蔼可亲的大师,可以随时与他们交谈。“如今这些,都已经成了永远消失的校园风景。”

侯仁之早年留学英国,养成了外出活动穿着西装的习惯。即使夏天,也穿上一套浅色西装,仪表堂堂,风度翩翩。

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至今记得老师侯仁之的风采。那年,唐晓峰跟侯仁之上的第一节专业课,是在圆明园里。

那是金秋时节,唐晓峰犹记得:园内阳光斜射,落叶缤纷。侯仁之带领研究生,在一处处遗迹间漫步,随走随讲。在侯仁之的讲述下,眼前的土岗、河床、废墟“霎时间变成了有灵之物”。

而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另一教授邓辉说,后来他才逐渐懂得侯仁之的教书育人名言:“为师之道如叩钟,大叩大鸣,小叩小鸣。”侯仁之指导学生,不是耳提面命式的灌输,是引导学生去发现、思考。

而燕南园61号大门常向年轻人敞开,学生可以随时到家里请教。郝平在拜访侯仁之时,常碰到慕名而来的年轻学生。

2002年前后,一名叫王珍慧的北大学生,曾在侯仁之隔壁借住。一天,出于仰慕,她贸然闯进了61号。没想到,这两位老人对待她,像是对待自己小辈。

甚至在82岁时,侯仁之还兴致勃勃开了一场全校性的选修课。在电教楼的一个大教室,100多名学生选修了这门《北京历史地理》。

而往前数几十年,考入北大的全校新生,入学第一课,就是听侯仁之讲“历史上的北京城”。这已经是当时北大的一个惯例。

侯仁之的课讲得好极了。历史系、中文系、哲学系的学生,简直疯了似的去听。有些老学生,听了还去听。很多学生至今仍记得,侯仁之的课,逻辑性好,思路清晰,让人不用做笔记。

而作为学生的侯仁之,从恩师洪业先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。包括不给学生的书作序,都是受到恩师的影响。

因为痴迷授课与研究,侯仁之在1980年主动辞去地理系主任职务,减轻行政工作的负担。更早些,他还曾担任副教务长。

曾有青年问中科院院士工作局领导成员孟辉:如果从政,侯仁之至少官至部级吧?孟辉回答:侯老和那一代知识分子,可能连想都不一定想过从政,更不曾想过拿自己的经历作为仕途的资本。

凡是拜访过侯仁之夫妇的,都会印象深刻:每次告别,侯仁之腿脚不便只能合掌道歉,夫人张玮瑛先生则无论冬夏,一定要出门,鞠躬致意,目送客人远走至看不见背影。

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唐亦功记得:20年前拜见侯仁之,他坐在洒满阳光的小客厅,茶杯里的绿茶弥漫着袅袅的香雾。一晃20年,岁月像是一列驶去的华美的梦幻列车。

在侯仁之身体好的时候,女儿侯馥兴每天都会推着轮椅,陪他在北大校园散步。尽管天天变换路线,未名湖是侯仁之必经之处。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地理学的侯仁之曾对女儿感慨:“多少时光过去了,它依然是这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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